华商律师所首席合伙人高树律师发表专栏文章—《“权利”能侵犯“权利”吗》

 

    2012年5月22日，我所首席合伙人高树律师在《深圳特区报》理论周刊专栏发表了《“权利”能侵犯“权利”吗？》一文。

 

    在以下是中介和我的一次对话摘要：“请问先生买不买房？”“不买。”“那么您有没有房子卖呢？”“没有。”“租也可以，我们这里有房出租。”“也不需要租。”“有没有房子出租呢？”“没有，我正忙。”“再忙也不耽误您什么啊。”我还能说什么呢？另一次是自称某名牌大学的老师推介该校的课程和学位。“先生，很多成功人士都来报名上我们的课，您一定要来报名啊。”“我不是成功人士，目前也安排不出时间。”“您是成功人士，听您说话就是。上课时间是灵活的。”“我真的不是成功人士。”“您就是，做人要诚实。”“好吧，就算是吧，可是真的没打算去上学。”“这就是您的不是了，怎么不爱学习呢？”我本该沉默，可是这一次我较真了：“如果你是老师，请注意你们学校的形象。”“是你不爱学习，是你不尊重我们学校，你没素养！”“好，我没有，可是你三番五次来电，已经打扰到我，这是对我的尊重吗？”“这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权利，有哪个法律规定我不能给你打电话，我就是要经常给你打电话！”她没有食言，以后我果然定期就能看到她的电话，只是，我只有选择挂断。

    我生活的这座城市，估计和大多数城市一样，许多人都曾有过或正在接受类似的经历。不论你是在庄严的会场，还是在紧张的谈判桌上，抑或正沉浸在天伦之乐的氛围中，这样一些执着冗长或循循善诱的电话和短信都可能不期而至。不排除人们在这种被动式交流中获得信息甚至达成方便，但更多的是给人添上无端的烦恼，也可能在不和谐的语言冲突中演绎出种种恶意相向的情绪，这对社会文明构成了潜移默化的伤害。并且，这种看似生活的细节又引申出更深层次的问题，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在拓展自由空间和张扬权利的同时，是不是应该把持对他人的必要尊重而应有所克制，这恐怕也就是哲学和法学上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一种。实际上，对于权利义务关系，学说研究已经十分成熟。就个人如何主张和行使权利的基本方面，也有公允定论。但就如何解决权利冲突（碰撞）这样一个动态复杂的问题，却又显得比较空白。权利冲突的现象是如此普遍而平常。就像上面所举的例子，人们拿起电话随意拨号，并没有想过陌生的对方是不是乐意接受，这样做是否冒犯了对方的自由、时间和精力，是不是构成对他人权利的影响和损害。联想到前些时上海广州两个机场的乘客因不满延机处理而擅闯机场跑道“拦机”，再加上时常发生的维权者拦车堵路、以及“医闹”“房闹”等以闹为主题的新闻事件，差不多就是这种以冲撞甚至绑架社会公共和他人权利作为主张权利手段的升级现象。

    如果说类似的推介电话得不到制止，暂时还看不出对人们生活的伤害有多深的话，那么“拦”、“闹”现象一旦成为某种风气或时尚，则完全可能导致社会进入另一番景象，不但社会治理和社会秩序的底线被打乱，人们崇尚和追求的权利也将因失去正义内核而变成一具空壳。试想，如果任何个人权利都可以被另外的权利冲撞或侵犯，这种能够相互伤害的权利还会有什么意义呢？

    就像不受约束的权力容易导致腐败，不受约束的权利同样容易变形。自由和权利决不能完全停留在“不受约束”的层面。这种观点，包括较为极端的古典自然法学派在内的权利学说都不持异议。比较公允的观点，权利不能超出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正义的价值高于权利的价值。在权利之中，应该包含责任担当，个人的责任自治以及道德提升是主张权利的重要前提，在行使权利过程中，应随时提示不能越过社会和他人的权利界限，更不能对他人权利构成侵犯或伤害，权利必须尊重权利。对此，我非常赞同我的老师、权利和人权研究专家夏勇教授说过的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正义的旋律，乃是道德大厦里的每一个有尊严和自由的人用权利与责任的音符循着法治的规则而奏出的天籁之音，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因维护尊严和自由之需，都得到最低限度的保障。遇有不同主体的相同权利或不同权利的冲突，可按社会正义原则适当克减某些权利，并配合以某种补救或补偿，但不得从根本上否定任何一种权利。”

    大约在20多年前，就有法学家预言并呼吁：一个全新的权利时代即将来临。彼时我国一批青年法学家主张，法律应从“义务本位”转移到“权利本位”，并且认为权利本位是对世俗幸福的肯定，法律应最大限度地满足每个人对幸福的追求。面对时代格局的变化和社会转型，倡导民主和张扬权利适当其时。实践证明，几十年来，权利不仅延伸到法律的各个领域，也逐步走进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深入到民众的观念当中。正是在这种权利觉醒的情形之下，如何合理地配置权利，如何进一步完善社会权利结构和保障体系，如何优化个人权利的自治素养和行权品质，特别是，如何有效地防止和化解因权利冲突而导致权利外变内空，就更加是一个迫切的课题了。